同路人

收到那条“实在想写，那就写吧”的微信时，窗外的雨丝正缠绕着暮春的黄昏。谷新矿——那个曾经在济源市副市长位置上一心扑在工矿企业，后来在岁月里渐渐辗转到省城、京城而被称为“老谷”的人，终于彻底摘下了他身上所有的职业标签，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安然隐入市井烟火。在此之前，我曾经无数次与谷副市长微信联系，想将我们之间20多年前相处的故事写出来，并尽可能地传播出去。谷副市长始终不允，主要原因是他还在职，等退休了，再写吧。如今，他真的退了，彻底地退了，才有了这条“实在想写，那就写吧”的微信回复。我放下手机，二十多年前的风雪与烟尘骤然翻涌，那个不似市长、更像是我的助理的身影，裹挟着时光的寒气与温度，清晰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一)

　　1999年深冬的雪，来得霸道又急迫。为了在西安的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上撑起济源煤矿的门面，我们借了辆车，由谷副市长给我们带队，一头扎进漫天风雪，奔向西京。国道早已被严严实实覆盖，车轮在豫陕交界的陕县附近一处峡谷的陡坡上徒劳空转，冰凌像铁箍般死死缠住轮胎。朔风如刀，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推车耗尽力气，几束手电光柱在浓稠雪雾里虚弱晃动，映出几张焦灼的脸——冰天雪地，荒村孤灯，救援无门。

　　“浇热水!”不知谁喊了一句，随即被冷风噎住——杯中的水早已凉透。正当我们对着冰封的车轮束手无策、跺脚叹气时，谷副市长已一声不响钻进车里，将我们喝水的玻璃杯倒空，一股脑装进他的背包。他拉紧衣领，背着叮当作响的背包，身影很快被呼啸的风雪吞没，歪歪斜斜朝着山下那点微弱的灯火摸去。

　　一个多钟头后，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从风雪幕布后挣扎出来，背包里几个玻璃杯装着滚烫的热水!我们按他的口令，一齐将热水泼向冻结的车轮。冰凌融化，车轮终于挣脱束缚。雪片依旧狂舞，时间却已悄然流逝两小时。谷副市长果断决定：“我们两个改乘火车，为着兑现与客户的承诺，必须在明早八点前感到开幕式现场!”

　　在三门峡车站昏黄的灯光下，候车的间隙，我忍不住问起他这“雪夜借水”的急智。他搓着被冻得通红的手，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寻常小事：“轮胎冻住就要解冻，解冻得靠温度。荒郊野外，温度哪里来?热水。热水谁家有?附近庄户人。花一两块钱就能办成的事，何必干等?”他眼神里的笃定，是多年务实作风凝练出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直指核心——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只有俯下身来寻找答案的执着。那一刻，我心中充溢着难以言喻的感激与庆幸。

　　凌晨三点踏上火车，清晨七点多抵达西安，我们终于在八点整准时踏入会场。风雪夜奔袭，有惊无险。

　　(二)

　　西安之行初战告捷，济源煤矿也迎来了发展的曙光。为筹建洗煤厂，我们急需向国家经贸委申请一笔国家生产调度资金。得知消息后，谷副市长毫不犹豫：“我全力配合，必要时亲自陪你们进京!”

　　于是，一辆从冶炼厂借来的老旧奥迪，载着我和谷副市长，还有市经贸委的几位关键人物，颠簸在通往京城的路上。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我安排省里陪同的几个同志乘火车先行到京，住进条件尚可的岭南饭店，我和谷副市长则落脚在简陋的地下室小旅社。每日清晨，我带着几位省城的领导蹲在街边摊，每人一碗豆沫一根油条，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谷副市长却边吃边替我解释：“企业正在爬坡过坎，大家多担待!”省经贸委的马主任捧着碗，话语朴实：“自己人，办事要紧，吃饱就行。”那几日，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小饭馆解决，精打细算到近乎苛刻。

　　奔波数日，资金批文终于尘埃落定。直到此刻，我才在一家稍像样的饭馆，以一顿简单的饭菜表达谢意。返程的路上，那辆破奥迪的油表指针却开了个致命的玩笑——在邯郸与邢台之间的京珠高速上，指针明明显示还有余油，车子却喘着粗气彻底趴窝。司机经验丰富，勉强将车滑到紧急停车带。油尽灯枯，最近的加油站远在二十公里外。我们站在空旷的高速路旁，挥手求助，一辆辆汽车疾驰而过，无人停留。

　　十几分钟后，我才惊觉身边的谷副市长又不见了踪影。目光焦急搜寻，只见对面逆向车道上，他正挥舞着一卷报纸，奋力追赶一辆公共汽车。他追着车跑了几百米，终于有一辆停下，他挤了上去。我和司机相顾愕然，不知其意，只能在暑气熏蒸的热浪里苦等。

　　两三个小时漫长如年。终于，一辆公共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谷副市长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桶，满头热汗地跳下来——满满一桶汽油!原来他搭车到前方加油站，自掏腰包买了油，又搭上返程车回来。司机忙着注油，我刚点上一支烟想缓解紧绷的神经，却被他“训斥”：“悠闲抽烟?也不看看在干啥!把烟掐了!”我讪讪地掐灭烟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你助理该做的嘛!你小我六岁，老话说‘三人出门，小弟受苦’，你不该么?”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无奈地笑：“得，我还真成你矿长的助理了!”那一刻，三十四岁的副市长脸上毫无愠色，只有一种与责任同行的坦然。我们三人相视，朗朗笑声穿透了高速公路的热浪，也穿透了身份的藩篱。

　　(三)

　　半年后的湖北之行，又添了一段关于车的记忆。为答谢重要客户，我和谷副市长带队，借了一辆挂黑牌(当时中外合资企业免过路费标识)的凌志车，前往武汉、鄂州。一路上，看着那惹眼的黑牌，我心头总悬着一丝不安。

　　拜访顺利结束，返程行至九江长江大桥，却遭遇大堵车。漫长的等待后，警察查到我们的车，问题暴露无遗——济源煤矿并非合资企业，无权使用黑牌。任凭我们如何解释道歉，拖车还是无情地拖走了凌志车。一行八人，瞬间被困在陌生的国道旁，只剩一辆荷载五人的“现代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武汉尚有三百公里之遥。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不约而同地投向谷副市长。他拍了拍那辆现代车的车门，语气斩钉截铁：“挤!能省一分是一分，企业正艰难。挤一挤，五六个小时总能到武汉!”我实在不忍：“市长，这太委屈您了!要不我们俩坐火车走?”他脸色一正：“什么市长?现在我就是济源煤矿的矿工，是你矿长的助理!挤一挤就省下几百块，值!上车!”

　　谷副市长的决定不容置疑。八个人像沙丁鱼罐头般塞进狭小的车厢：副驾硬挤两人，后排五人更是紧贴得密不透风。车子上路了，身体的每一处关节都在狭窄的空间里发出无声的抗议。每隔一个小时左右，某处肢体便因长时间的压迫而麻木僵硬，不得不停车，大家鱼贯而出，在路边僵硬地伸展活动，让血液重新奔流。谷副市长就在我们中间，一起挤着，一起下车活动，一起忍受着漫长的煎熬。从下午到傍晚，三百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七个小时，硬是挤到了武汉。省下的，不仅仅是几百元的路费，更是在企业最需要勒紧裤腰带的关口，一位副市长用肩膀扛起的共度时艰的担当。

　　如今，谷副市长退休了。时光荏苒，那些风雪夜奔、高速拦车、八人挤行的画面，非但没有褪色，反而在记忆深处沉淀得愈发清晰厚重。他哪里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长”?他分明是那个在困厄时刻，背着叮当作响的水杯冲向风雪村庄的背影;是那个在高速路上冒着酷热挥动报纸追赶公交、只为提回一桶汽油的身影;是那个在超载的车厢里与我们肩并肩忍受颠簸、谈笑风生的兄弟。他俯下身去，把自己融入企业粗粝的生存土壤里，活脱脱成了济源煤矿一名特殊的“助理”——这并非身份的降格，而是灵魂的升华。

　　这种“助理”角色，并非源于权力赋予的位置，而是根植于对脚下土地与肩上责任的深切认同。他把自己放得足够低，低到能听见企业最艰难的喘息，能触摸到发展最真实的脉搏。于是，风雪夜归人、高速买油客、超载同乘者……这些看似有失“体统”的画面，恰恰勾勒出一位人民公仆最本真、也最高贵的剪影。

　　那三辆曾与我们患难与共的车，连同车灯穿透风雪与暗夜的微光，已然成为我心中不灭的航标——它照亮了权力该有的朴素姿态：唯有俯身甘为泥土，才能托举希望;唯有真正成为风雨里的同路人，才能在人民的记忆里留下永不磨灭的车辙与温度。（齐百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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