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生——中国生产力学会执行委主任委员

　　总书记提出的“立下愚公移山志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从中央层面提的，济源能够在这个号召之下有这么深的理解，我很惊讶。济源的几点做法我非常感兴趣。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是领导的思路。中央大政方针有了，工作靠大家具体落实，怎么能把中央宏观的政策落实到地区，这需要领导有水平。济源有很多方面我还没有接触，但领导思路是我们这个地方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因素。

　　关于扶贫研究，济源的案例让我非常兴奋。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和市场作用相结合，如何发展和保护，如何弘扬历史文化和革命精神，包括如何对待产业、就业、行业、企业，特别是均等化的问题。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把城和乡搞成一样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城和乡的人在公共权利、社会权利包括社会尊严等这些方面能不能够做到一体化。一体化，既要从经济方面入手，也要从政治参与程度、社会权利方面去着手。基层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觉得非常到位。济源和扶贫研究院结合，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是珠联璧合，也可以说是强强联合，这是我今天感到兴奋的点。

　　第一，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在哪里？当然有很多，但如何和传统精神相结合，也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包括愚公移山精神，中华民族历史上作为一个传说，一个故事，毛泽东引用为“老三篇”，那时候耳熟能详，全国人都能背。它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源，也是我们党的一个精神资源。今天，虽然我们富裕了，但是这是不是我们新时代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些进行深入挖掘，济源既有地理优势也有精神高度，有研究价值。

　　第二，现在全国脱贫了，脱贫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扶贫了呢？脱贫攻坚中我们有几个概念，其中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现在我们脱贫只是绝对贫困的脱贫，“两不愁三保障”这些东西都是初级的。所以说，脱贫以后的帮扶要和乡村振兴，包括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这些方面紧密结合，要在乡村振兴、城乡发展战略中来解决扶贫中还没有阳光普照或者雨露滋润的许多问题。这里面还涉及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匹配问题。中国有很多革命老区，老区对我们党作过贡献，红色老区恰恰是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很贫困的地区。老区虽然发展起步晚，但是绿色资源都很好很丰富，青山绿水，如何把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结合起来互相促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三，除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贫困还有一个感受问题。客观贫困到什么程度，是一个经济的考量、硬件的考量，还有个人的感受问题。我们当年经历过的一些阶段，虽然现在看来很贫困，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感觉到多么贫困。为什么呢？贫困是客观标准，也是一个主观感受。当时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当时没有攀比心。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使人民在经济富裕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平衡，不能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他们富裕起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能因为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忘记了发展当年的初始境况。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发展，拉开一定差距？就是因为我们普遍贫困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富饶的贫困”问题。我们慢慢都会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是不是还有相对贫困问题？这是必然的。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更多从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治理、社会自由等方面，实现总书记讲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幸福是多元很复杂的东西，幸福感，就是要使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等方面都能够真正富裕起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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