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校济源西石露头民办高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战线兴起的各级各类民办私立学校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亮点。每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听到有关民办私立学校的发展状况的报道时，都会想起我的母校——河南省济源县思礼公社西石露头大队民办高中。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西石露头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发扬振兴乡村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英勇气概和无私奉献精神，破天荒地提出了以一村之力兴办高级中学的大胆设想，并果断付诸实施。师生们在生活条件极差、教学设施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团结奋斗，刻苦努力，教学成绩逐年提高。三年初见成效，四年成绩辉煌，为济源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西石露头民办高中始建于1961年。适逢我国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西石露头大队党支部书记牛善均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决心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他和热心办学的牛思谦和徐秉林等几位老者商议，为了给农村学生创造继续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提出了依靠社员群众在本村兴办高中的设想，并建起了以党支部书记牛善均为会长的董事会。

　　为了实现1961年夏季开始招生的目标，他们分工负责，积极工作。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筹建教室、招聘教师以及征订教材。牛思谦老人自愿将自家在小荆王村的三间土房提供出来，作为教室。

　　他们经过四处探访，先后聘请了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翟本玉、韩升全、王怀让等同志前来任教，牛善均书记兼任校长。当年就招收了一个班，共60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来自农村，自带粮食，自我管理，轮流做饭，白天上课，晚上点煤油灯自习。就这样，济源县历史上第一所民办高中悄无声息地办起来了。

　　高中办起来了。但要办好，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逐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于是，大队党支部就发动全村六个生产队的群众，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建设新校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建起了三座土墙瓦房，每座四间。其中，三间作为教室，一间作为老师住室兼办公室。另外，修建了总务处、伙房、厕所和操场等。同时，聘请了成象天、闫正贤和从济源一中毕业的李克宽、李菊月等同志到校任教，为乔迁新校和第二年的新生入校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1962年秋季开学，学校正式迁入西石露头村西南部的新校园。也就在这一年，我从济源九中初中毕业。不幸的是，还没有来得及报考高中，九中和其他五所县办初中就因国家经济困难被迫解散了。当时，济源唯一的高中济源一中，压缩招生人数，由原来的每年招4个班改为招收2个班，共90人，而当年报考高中的人数却大幅度增加。民办初中姑且不计，仅12所公办初中的毕业生就有上千人之多，可见当年考高中的难度之大。

　　我没有考上高中，母校初中也不复存在，连复习重考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上高中可以说是绝望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人说西石露头村办了一所“民高”，即将进行招生考试。我将信将疑，便和同村的几个九中毕业的同学结伴前去看看，顺便参加了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决定去上一个学期试试看。

　　二

　　民办高中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记得入校报到的第一天，按录取通知书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交纳20斤粮食(加工后的成品粗、细粮)和17元学费，以供教师生活和工资所需，方可办理入学手续。可我只带了20斤粮食和5元钱，自然不能报到。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在那艰苦的年月里，20斤粮食也是靠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省吃俭用才给我准备好的。至于学费，家里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当时的17元钱对我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父母为了供我上学，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和邻居，总共借到5元钱。父亲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无奈地说：“孩子，到学校好好给校长说说，先让进校，随后我再想办法筹钱。”

　　到校后，我蹲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别的同学办理入校手续。一直等到天快黑，也没敢前去报到。这时，身兼校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牛善均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听了我的情况后，他既同情又无奈地说：“初中知识在农村也够用了，家里实在困难就不要上了，我这里还有不少学生等着呢。”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反倒坚定了上学的决心。我当时想，我是正式考上的，为啥就不能上。我委屈地说：“我想上，我一定要上。”牛校长大概也动了恻隐之心，说：“这样吧，天也快黑了，你先把粮食交了，再给你几天时间，回去再想想办法，尽快把钱交来。”交了粮食，我才算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给了我宽限的时间，就等于给了我入学的希望。

　　高中学习生活开始了，尽管校方和西石露头村民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这里的学习、住宿条件和我在公办初中就读的条件相比，仍然差距很大。没有电灯，学校就只好用煤油灯和汽灯，高一、高二两年，我和本班同学赵轲、孔祥成三人自愿负责点汽灯。每当夜幕降临之前，我们便开始点汽灯，三个人经常是弄得满手油污。但当汽灯点亮，同学们在明亮的灯光下安静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感到非常高兴。一旦汽灯出了毛病，同学们只好重新点上各自的小煤油灯学习。第二天，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抬着汽灯步行进县城修理。就这样，直到我们上高三时，村里才通了电，我们才结束了用汽灯的历史。

　　民办高中没有现成的学生宿舍，学生只好借住在村民暂时用不着的破旧土房里。在地上铺些干草，放上几张芦苇席，能睡觉就行。三年高中，我们班男生宿舍就换了五个地方。记得有一天夜晚，下了一阵暴雨。晚自习结束后，我们顶着夜幕，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村里的住处。班长李立柱打开门锁，黑暗中一脚踏进门槛，屋里的水竟淹没了脚脖。屋里的铺草、席子和被单都漂在水面上。无奈，我们只好又返回教室，在长木板搭建的课桌上睡了一个晚上。

　　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人的意志。这里的生活，造就了“民高”一支团结奉献的教师队伍和勤奋刻苦学习的学生群体。我们当初的老师中，只有语文老师成象天年龄大些，其余的，数学老师韩升全、物理老师李克宽、俄语老师李菊月、化学老师闫正贤等，都是20多岁。他们在这里过着和学生一样艰苦的生活，每月拿24元菲薄的工资。

　　在这所学校里，除了老师和两个炊事员之外，没有其他勤杂人员和教学服务人员，也没有教导处、政教处之类的组织机构。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由教师们自觉主动地商量着去做。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我管理，自觉学习，一切都是那样井井有条。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每天坚持集体上早操，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各项体育运动，也适时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每逢节日，师生们聚在一起，欢快地唱歌、跳舞、做游戏，把整个校园生活搞得生动活泼。

　　学校每年办一期元旦特刊，张贴在县广播站的西墙上，吸引不少城里人前来观看。为了配合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班每星期在村里出一期黑板报，向村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的现代戏剧《血泪仇》，在附近各村巡回演出后，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一致好评。

　　“民高”的影响力逐渐在扩大，丰富多彩且充满时代气息的校园生活，吸引了大量的初中毕业生前来报考。1963年秋季新生入校后，“民高”已有三个年级，共3个班级180多名学生。由于经济困难，老师上课，除了课本、教案和粉笔之外，没有任何教具。就连理化课上常用的电流计、酒精灯、化学试剂等都无钱购买。一切理论和实验的课程都要靠老师的认真讲解和同学们的深刻领悟，反复思考。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学好高中十来门课程真是困难重重。然而，同学们深知得来的学习机会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是再难也不能放弃。大家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业，晚上到寝室之后，还要在煤油灯下将当天的课程再复习一遍。

　　在那个年月，晚上学到12点以后，第二天四五点钟就又开始进教室学习，在“民高”同学中是常有的事。就是凭着这么一股子拼劲，同学们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为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

　　三

　　转眼到了1964年夏季，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要去参加高考了，这无疑将是对我校三年来教育教学质量的一次大检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这所民办高中的命运和前途。在那个年代，全县每年考上大学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何况我校当时还是不被任何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村办高中。老师们既忧虑又自我鼓励地说：“只要我校能考上一个大学生，就说明我们这几年没有白干，我们的学校就有希望。”

　　全校师生翘首盼望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终于寄到了我们学校。在近40名考生中，一共有7名同学考上了本科院校。其中，牛思全同学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武汉大学，王行英、王敏中考上了郑州大学，牛建中考上了郑州工学院，张本宽考上了洛阳农机学院，翟本强、齐铭策考上了河南农学院。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师生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西石露头“民高”的老师能行，学生能行，西石露头“民高”大有希望!

　　西石露头“民高”首届毕业生骄人的高考成绩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引起了公社和县里领导的重视。县教育行政部门立即选调公办教师赵则悌同志到学校负责教学工作，并把从新乡师范学院毕业的牛宜宾同志分配到学校任教。两位公办教师的工资由国家发放，这样客观上减轻了学校的经济负担。学校从这一年起，也开始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3元至5元的学费减免。

　　现在看来，当时的“民高”已经开创了民办公助办学模式的先例。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又聘请了袁怀为、李秀云和杨玉振三位老师到校任教。一向为“民高”建校付出艰苦劳动的西石露头村民，办学热情更加高涨。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村民自愿出资出力，又着手为学校修建一座办公用房，新建一个篮球场，并新修了院墙。

　　第一次高考佳绩给“民高”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全校三个年级三个班，每个班都是一个火热的集体。大家团结一致，明争暗赛，决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对“民高”的支持与关爱。就是在这激情昂扬的氛围中，我们班开始了极富挑战性的高三学习生活。在这最后一年里，我们不仅要自己挤出时间复习巩固前两年所学的全部知识，还必须下大力气学好高三的全部课程，尤其是从我们这一届起，增加了一门新课程《解析几何》，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好在学校及时聘请了从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肄业的袁怀为老师到校任教，才算解了燃眉之急。袁老师数学知识丰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幽默，把抽象的几何概念讲得一清二楚，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大家学起来也就格外有劲。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班主任韩升全老师高兴地说：“同学们，根据你们的学习成绩，你们应该把志愿报得更高一些，要敢于向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全国重点高校冲击，要有勇气去接受祖国的挑选。”

　　1965年7月的一天，我班42名同学带着学校领导、老师和西石露头村民的殷切期望，冒着蒙蒙细雨，坐上开往沁阳的小火车，走进了沁阳一中考点，和来自周边各县一中的考生一同走进了考场。

　　为期三天的高考结束了。同学们带着几分疲惫、几分轻松、几分兴奋的复杂心情回到了学校。在即将告别可爱的母校，离开三年来同甘共苦、情同手足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时刻，大家感慨万千，依依惜别，挥泪相送。

　　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我背上行李和书籍步行回到了家乡。当时正值夏季大旱，半人高的玉米苗在烈日的照射下，叶子都卷成筷子一般。全村人都在挑水抗旱。

　　我放下行李，便立即投入到抗旱保秋的劳动中。至于能否考上大学，在思想上也还只是个愿望。作为农民的儿子，我们都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上，考不上就安心务农。

　　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我干活回来，累极了，就躺在院子里的大枣树下睡着了。睡梦中，忽听母亲大声喊着：“孩子，快起来，你考上大学了!”我立刻翻身坐起，问明情况。原来是邻村一人进城回来，路过西石露头村时，老师让他给捎的口信。究竟考上了哪所学校，还不知道。

　　我立刻借了一辆自行车，急匆匆直奔学校而去。一到学校，班主任韩老师就高兴地说：“你考上武汉大学了，全国重点大学，你要继续努力啊!”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边答应，一边看着桌上厚厚的一摞录取通知书。我逐一翻看：马善凯，北京师范大学;周集义，天津大学;成名武，同济大学;李桂花、苗绍永，武汉大学;李和昌，北京政法学院;王玉英，华中农学院;李玉梅、牛淑玲，郑州大学;王宗耀，开封师范学院;李宗贤，河南农学院;还有成维持，解放军广西外语学院。一共12人考上了大学。

　　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民高”校园沸腾了。全县教育界也为之震动了，就连当时名望极高的济源一中高中外语教师戴宏威老师，听说“民高”有两名学生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外语系，也亲自到“民高”去了解情况并表示祝贺。

　　连续两年高考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使西石露头“民高”名声大振。全县各地的优秀初中毕业生纷纷慕名前来报考。然而，就在1966年高考的前夕，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民高”师生也毫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直到1987年全县高中布局调整时停办。

　　四

　　西石露头民办高中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济源教育事业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建设人才。

　　当年考上大学的自不必细说，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服从祖国分配，在全国各地不同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懈奋斗。他们中，有高级工程师、企业厂长、大学副教授、中学高级教师、党委书记和法院院长。就是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民高”学生，经过时代的洗礼和个人的不懈努力，大多成就了一番事业。

　　时代变迁，母校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对母校的记忆却是永恒的。为了永恒的纪念，2002年5月1日，“民高”六二级同学在焦作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母校感到骄傲，我们更要为辛勤培育我们的学校领导、老师和不避艰辛、鼎力办学的西石露头村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文作者苗绍永，河南济源人，1944年9月生。1970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后，从事高中英语教育，1991年任济源一中副校长，1995年任济源一中第一届党委书记，200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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