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宋庄

　　锔匠

拉洋片

吹糖人

　　第六章　经济建设与民生

　　(1949～1966)

　　从1947年土地改革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20年间农村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初的互助组、合作社，到宋庄乡(即后来所称的小社)、村联社(即后来所称的大社)、九星社等一系列带有政治运动性质的旨在推动集体生产的改革，到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锅饭等“一大二公”全民所有制制度的探索，再到逐步完善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农业生产管理与分配体系，农村经济和群众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农村还是十分贫困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全村分为6个生产队。资料显示，1965年，宋庄全村有1063亩耕地，631口人，250名劳力(男劳力112人，女劳力138人)，牛驴43头，骡马11头，猪78头，羊25只。1967年，全村6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分别是：一队0.6元，二队0.46元，三队0.52元，四队0.48元，五队0.5元，六队0.6元，总体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从存档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夏粮播种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60%，占比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土地肥力达不到，小麦种多了，产量就会更低。而秋作物中的红薯种得比较多的原因，一是红薯产量比较高，还不太消耗地力，二是按当时的粮食分配政策，5斤红薯折合1斤粮食，多分些红薯，群众就可以基本填饱肚子。

　　这个时期的农村生产管理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在“三级所有”政策的前提下，劳动力平调现象非常普遍，县、乡(公社)两级抽调劳动力搞水利工程，不但不付工资，还要在生产队记工参加分配。比如50年代的绿化荒山，60年代的三河水库、曲阳水库修建，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引沁济蟒水利工程(后来改称愚公渠)，都是采取县、乡、村三级层层分解任务、无偿平调生产队劳动力的办法搞起来的。

　　第一节　五十年代乡间风物

　　张口多“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语中很多东西带“洋”字，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袜、洋线(线团)、洋车(自行车)，等等。有一种深受小孩子喜欢的“洋片”，常在大街上表演。洋片实为画片，内容也多为《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故事，是一种小型的彩色连环画，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人透过一个凸透镜往里看，画片就显得大些。画片是装在一个大滚筒上的，人力匀速摇动滚筒，连环画上的人物就活动起来。看洋片也称拉洋片，之所以叫拉，大概与讲解画片内容的艺人的动作有关。艺人操纵的乐器有三件，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这三样打击乐器被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用一根细绳子相连，艺人拉动绳子，装在箱子里的画片换幅时，三件乐器一起响，再加上艺人的说唱，就显得热闹非凡。

　　还有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幻灯片，内容是推广农作物间苗知识，但也被人们称为“洋片”。因为没有电，放映幻灯片必须在晚上，而且天越黑越好。光源是用干电池点亮的灯泡，影像投射到白墙上，而且是彩色的。

　　在张口多“洋”字的年代，人们够买东西，常常要指望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货郎”。“货郎”不是什么新行当，“货郎”之名，古已有之，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在“货郎”之前加了一个“洋”字，并不是洋人当了“货郎”，而是土货郎卖的是洋货，但招徕生意用的拨浪鼓仍是旧物件，那是“货郎”的“代言人”，拨浪鼓一摇，低频率的声响，并不显得吵人，声波却能传递很远，根本不用吆喝;片刻工夫，即有妇孺老少蜂拥而至。

　　过年如“过关”

　　“年关”本指旧时穷人家年底清欠还账如同过关，但老一辈人至今仍用“年关”来称呼过年。这也许只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才能够理解——在前后多年里，每逢过年，父母们都要没日没夜、无休无止的劳作，就如同过关一样;尤其是对家庭主妇而言，更是如此。

　　首先是吃的。在没有实行公社化大集体生产以前，夏粮接不住秋粮，秋粮吃到过年以后，就到了闹春荒的时节，总而言之，全年粮食是不够吃的。但是，还有一句老话叫“能穷一年不穷一节”，过年还是要尽可能过得好些。能吃上肉和白馍，是过年的重要标志。大多数人家，过年还是要买上二三斤肉、蒸上几笼馒头的——哪怕是白馍少些黑馍多些，至少亲戚来了，能见几片肉，吃上两个白馍。

　　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的饺子是必须要吃的，哪怕是掺了玉米面的杂面饺子，吃起来尽管不那么可口，还是觉得享受了口福。一般家庭都不做掺了红薯面的饺子，因为那饺子尽管口感也不错，但看上去很不漂亮;过年嘛，还是要吃白面饺子!

　　多数家庭大年初一只能吃一天白馍。从初二开始，就要黑馍白馍搭配着吃，或者一顿只能吃一个白馍。现在的人听说这话，可能觉得好笑——一个馍还不够吃吗?岂不知那时的人，一年到头穷肠寡肚的，一顿饭吃三四个甚至四五个馍，是很正常的。另外，乡间还有一个讲究：为了表示家里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差，正月初五前不能蒸馍，正月十六前不能把年馍吃完。因此，从初二开始吃黑馍的规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那时的黑馍也不是现在常见的黑馍，而是红薯面、玉米面、甜糠面，甚至柿疙瘩面做的卷糕，或者是玉米糁和萝卜丝做的菜糕之类。初五以后，仅剩的几个白馍就会被家长当宝贝一样藏在一个小缸里，以防风干开裂;还要在馍与缸壁之间垫上一层白粗布，以防发霉。那白馍要一直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一家人把这几个馍吃完了，这年才算过圆满了。

　　与过年准备吃的东西相比，家庭主妇为全家人做衣做鞋的“年关”更加漫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5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政策，但粮票是对城市人口供应商品粮而言的，与农村无关;布票一人一年只发几尺，后来增加到一丈二、一丈六，也仅仅能买一身衣服的布料，全年买衣料是不够用的。但是，有些家庭发了布票却没钱买布，因此还有卖布票的。

　　大多数家庭，每年要自己纺花织布，做衣做鞋。入冬时节，家家的妇女都要赶制一家人过冬的棉衣棉裤棉鞋和过年的衣裳，最为辛苦。手工做一件衣服，要三四天时间，白天往往还要干地里的活，大多数针线活都要利用晚上时间做。因此，夜晚昏黄的灯光下，通宵熬夜纺花织布纳鞋底，就成为家庭妇女冬日里的常态。在冬日空寂的夜晚，站在街上就能听见家家户户摇动纺车纺线的嗡嗡声响。

　　过年还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小孩子跟着家长去给本族的长辈磕头拜年。旧时，一家有兄弟四五个的虽不少见，但由于战乱和疾病等原因，常常会出现“断代”。为了强化宗族认知，培养家族情感，每逢过年，各个家族都要挨家挨户给长辈磕头。于是，大年初一早上，一群小孩子在同辈兄长的带领下，依次到各家给长辈磕头拜年，就成为一种颇为庄重的仪式。

　　水井

　　自从80年代家家户户有了手压井，90年代又开始使用自来水以后，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古老的水井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对水井的“功劳”，特别是那些因为有水井而产生的故事，依然鲜活。

　　宋庄水井的历史不可考，但在乡亲们的眼里，它们都是一个个地标性的存在。这些水井，有些在村里大街上，有些在村外田地里，有10多处。它们原来大多是殷实人家的私产，土地改革时，地里的水井和土地一起被重新分配。合作化运动和实行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以后，水井的主人也都跟着姓了“公”;村里大街上的几口井，原本都是公用的，但到土改时，因为政策规定所有财产必须明确分到户，水井反倒成了私人的财产。不过，老百姓说得好：“那是一口井，不是一件东西，还能背到你家去?”所以，在乡亲们的眼里，这水井还是大伙的。

　　宋庄村南北两条大街，100多户人家，吃水主要依靠街上的3口井。北道街李顺然家门口的水井，供应的户数最多。每天早上，是家家户户担水最忙的时候，有时竟会排成队。这时候，也是大伙交流情感的机会，可以借机说说家长里短、奇闻逸事，至少也要互相问候一言半句。早上担水人多，大概是井水经过一夜的沉淀，比较清澈的原因。

　　从井里取水，多用辘轳。辘轳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铁制的耐用，用上几十年都没问题，但不宜做得太大。木制的正相反，可以做得很大，适宜水井很深的地方用。我们这一带井水浅，只用铁辘轳。由于辘轳轴都是木制的，摩擦力有点儿大，绞水时就会发出声响。每天清晨，绞辘轳的呱呱声，在尚无杂音的空气里能传得很远，就像在声声呼喊贪睡的人们起床。

　　每天担水是家长的事，也是孩子们的事。多数人家的孩子，过了十来岁，就开始为家里分担起这个担子。一担水担不动，就把一桶水分为两个半桶水。人小个子低，桶底会磕着地，要把钩担的链子在两端分别绕一圈才好使，但绕的方向必须相反，不然钩担一上肩就会打转，这是小孩子担水必须掌握的技巧。水担够了，放置水桶也有讲究。60年代以前的水桶，多数是木桶，木桶不怕水浸，就怕风干，风干了就会漏水，甚至散架。因此，最后一担水不能完全倒干净，要剩一点水，保证到下次再用前不会蒸发完。后来，木桶逐步被淘汰，换成了铁皮桶。铁桶怕生锈，用完了要扣起来放，把水淋干。

　　由于担水费力费时，有些用水多的活儿，人们就会直接拿到井台边儿去干，比如夏天洗衣服，秋天洗红薯晒红薯片，入冬洗白菜沤酸菜等，都是到井台边做。尤其是沤白菜，由于时间集中，还要用大锅烧水，需要几个人一起干，往往一连许多天，井台边白天黑夜都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

　　与村里用辘轳绞水或用绳子打水千年不变的取水办法相比，村外浇地用的水车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却不断更易。地里的水井上架的水车有两种，一种是古老的铁木混制的水车，一种是新推广的“解放牌”铁制水车。铁木水车个头很大，高约三尺，长宽都有六七尺，所以又称“大水车”。“大水车”主要构件有两个大轮盘、一串水斗和一个水槽;两个大轮盘，一个水平安置，一个垂直安置，可以把畜力牵引的水平运动的力转换成垂直运动的力;垂直运动的轮盘带动一串长长的水斗，就可以把井水提上来，自动倒进水槽，引流入田。由于这种水车构件摩擦力大，要用两头大牲畜才能拉得动，再加上构件容易损坏，不易维修，50年代后期就被淘汰了。

　　“解放牌”水车，顾名思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换代产品。其工作原理是采用伞式齿轮把水平运动转换成垂直运动，牵引环状铁链;铁链穿在一端深入水井、一端固定在水槽上的铁皮水车筒里，靠铁链上的橡皮碗紧贴筒壁上升，就能把井水源源不断地提升到地面。与“大水车”相比，“解放牌”水车最大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也比较省力，可以用牲口拉，也可以人力推，且不太费力，所以从50年代一直使用到70年代才被淘汰。70年代以后，农村用电逐步普及，又打了机井，水车才逐步被抽水机代替。

　　代替农村家庭生活取水的手压井，大约也是从70年代初开始普及的。手压井的历史据说有上百年，但是由于受所使用材料的限制，农村使用得较晚。它的主要构件井管、活塞、手把等，都是铁制的(井管后来采用塑料管)，而且都是大工业的产品，过去的铁匠是做不出来的。手压井的好处至少有两个，一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打一口井，取水很方便;二是相对于过去用水桶打水的水井，虽然用的都是地下水的表层水，但还是要干净些。

　　打土坯盖房

　　60年代以前盖房筑墙，多用土坯。做土坯要选择耕作层以下黏性较好的土，先做成土坯，相当于砖块，但比砖块要大许多，并且有一个很恰当的名字：胡砌。打胡砌的工具，须有一个模子和一个杵子。模子须选用结实的硬木，做成长约一尺二寸、宽约八寸、厚二寸半左右的模子;杵子是用青石雕造而成，直径三四寸，重约十来斤，安上一个木柄，柄上再加一个横木，便于两手握着上下用力。打胡砌时，先在模子里撒上草木灰，以防粘连，然后装上土，用脚踏踩一下，用石杵按照先中间后四角的顺序，把模子里的土捣实;最后去掉模子，用双手把土坯小心翼翼地搬到平整的地面上立着码起来，中间留下一指宽的缝隙，以便通风干燥。那时候，打胡砌是农家经常要干的一项技术活，还有人为此编了操作口诀：“三锨土，十八杵，上六杵，下六杵，中间六杵跟着走。”

　　打胡砌的工具比较简单，适宜小规模制作土坯。还有一种土坯制作方式，叫牛踩胡砌，制法较为古老，大体程序是：先在一块平整的土地上洇水，然后集中多头牛，由人牵着，在湿地上转着圈踩;经过牛蹄反复踩踏，湿土就成了质地致密的硬泥，再用石滚碾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犁地用的犁铧去掉，换成一把犁刀，一人在前边牵着牛走直线，一人在后边扶犁，就可以把碾平的泥切成大小基本相等的土坯;把成片的土坯铲起来，码成垛，晒干，就可以用来盖房垒墙。用这种办法制土坯，批量大，效率高，但也有缺点，就是制土坯用的是地里的上层活土，三两年内长不好庄稼。

　　用胡砌垒墙盖房，虽然施工速度快，但打胡砌不但费时费力，晾晒运输也不容易，垒成的墙也不太结实，所以到60年代以后，盖房虽然还是土墙，但是不再用土坯，改为了“垛墙”。垛墙的基本方法，是把地里的土运到事先垒好的墙基处，洇透水，拌上麦草，用工具翻动几遍，调和成可以堆起来的硬泥，一块块垛在墙基上，垛到一定高度后，用专用的工具把两边刮平即可。缺点是不能一次垛得太高，一层只能垛3尺，待晾晒半干后，再垛第2层第3层，直至达到预定高度。垛墙施工较为简单，比土坯墙还结实，整体性也好。这种筑墙方法，一直沿用到1985年全村统一规划盖房时才改用砖墙。

　　火柴

　　火柴是从西方传过来的。50年代初期，人们把火柴叫“洋火”，也叫“取灯儿”，即“取来点灯”之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春桃》中，主角扮演者刘晓庆有一句台词“换取灯儿”，就是指商贩用火柴以物易物;字幕上还用括号注明是指“火柴”，可见80年代多数人已不熟悉这个名词。

　　“取灯儿”的前身是燧石取火，也称火石。60年代火柴普遍使用后，有些老年人还用火石打火。用火石打火，要与火镰配合使用。火镰是一个金属制件，呈弧形，约有两三寸长。使用时，左手捏住一团旧棉絮或草纸，中间包一块火石，右手用火镰迅速撞击火石，经过多次反复，火石迸出的火星就“很可能”引燃棉絮或草纸;这时就要赶紧深吸一口气，对着一点点火星徐徐吹去——待见明火后，即可点燃备好的柴禾。如遇天气潮湿，打火失败也是常有的事。因取火不易，所以人们常常要留心保留火种，以备下次再用。保留火种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烧火做饭结束后，尽量保留锅底下的炭火，二是秋天割一些黄蒿，拧成草绳，晒干后备用，遇到下雨天或潮湿季节，就可以点燃，以延续火种。

　　火柴初产英国，清朝道光年间传入我国，故国人称之为“洋火”。“取灯儿”则是“洋火”的中国化。有了火柴以后，做饭生火容易了，晚上点灯尤为便利——“取灯”之名实在是生动又贴切。50年代的火柴，安全系数很低，随便在什么地方一划就可以划着。那时候，小孩子穿的衣服脏得很了，看上去有一层硬痂，大人们往往会说：“看你的衣裳可以划着洋火。”后来改进了原料配方，火柴就只能在火柴盒侧面的磷面上划着，故又称“安全火柴”。

　　火柴在50年代到70年代，不仅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衍生出一代或雅或俗的“火花文化”。50年代的火柴盒，都是用木材做成的，上面有贴画，称为“火花”。贴画内容大多与当时的生产生活相关，如挑灯夜读的小学生、热情待客的售货员以及当年国家大事如全运会召开、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发电等。到60年代初严重经济困难时，火柴厂包装火柴不再用木质火柴盒，改用纸袋包装，并在纸袋上印上“节约木材”等字句，像是对用户的道歉。国民经济恢复后，火柴也迎来了新生，恢复了木质火柴盒，艺术家们便在火柴盒贴画上做文章，比如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草原英雄小姐妹双人头像等，以此倾诉革命激情。

　　火柴也能给小孩子们带来乐趣，可以用它做火枪，把火柴头掐下来，装在自制的手枪上，扳机一放，可以听到“叭”的一声响，只是没有子弹射出。火柴用完了，火柴盒也有利用价值，比较常见的是用它当容器借盐。家庭主妇做饭，有时饭做成了才发现没盐了，于是就拿个火柴盒到邻居家借一火柴盒盐，还人家盐时，还用这个火柴盒。这样，双方感觉都好。

　　五六十年代照明用的灯盏多用生铁铸成，灯油是植物油。灯盏口沿处有一凹槽，用棉线数十根做成灯捻，盘在灯盏中，一头从凹槽引出，点燃即为灯头，也称灯火。“万家灯火”最早应是指如此之“灯火”。灯火虽弱小，但一到夜晚即显其光亮。灯捻烧得久了，会有积炭结痂，需要剪去一点，于是又有“剪灯花”一说。

　　对家庭妇女们来说，晚上纺花能用上油灯，已属不易了。还有更为节俭的人家，仅靠点燃一炷香就能纺花。坐在纺车前，一手摇动纺车嗡嗡作响，一手捻着棉条抽线，两眼仅凭香头红光一点，要把纺出的棉线准确地缠绕在线团上，是何等不易!

　　和“洋火”相对应的是“洋灯”。“洋灯”用的是煤油，因为产于外国，就顺理成章称为“洋油”。“洋油”进入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我们这里50年代才开始使用。为了把“洋灯”与原来的油灯相区别，人们就把原来的油灯叫做“黑灯”。煤油与植物油相比，可燃性很强，不能用老式灯盏，而需要在封闭的容器口上穿孔置灯捻，才不会引起火灾。优点是比老式油灯要亮很多，缺点是人坐在灯下看书写字时间长了，油烟会随着呼吸积聚在鼻子周围，就像长了胡子。50年代的小学生上夜自习，自己带一盏煤油灯，下课回家后也不洗脸，早上起来，嘴巴鼻子周围还是黑黑一片。后来，又有用玻璃灯罩的美孚灯，灯头大且亮，油烟相对也少，但是买一盏美孚灯要一块多钱，还费油，耗油量比用墨水瓶做的油灯要多好几倍，一般家庭买不起，只有学校的老师才用。另外，还有灯笼，以竹木或铁丝做成或方或圆的骨架，周围糊上纸，里面点上蜡烛，也可以点个煤油灯，用于夜间走路照明，但防不了风雨。还有马灯，也是玻璃灯罩，还有铁丝护网，防风又不怕雨，可以挂在马车上，也可以晚上提着照路。还有汽灯，更亮，缺点是烧油多，每隔20多分钟就得打气，点燃后，还有嘶嘶声响，只有在开大会或唱戏时才用。

　　吹糖人

　　20世纪50年代，最受小孩子喜欢的是沿街做生意的捏糖人艺人。他们招徕生意用的响器是铜锣，那锣声比舞台唱戏用的锣要“沙”一些，但声音传得比较远。捏糖人的艺人多为精瘦的中年男子，嘴皮子都很活泛，尤其是对围观的小孩子，常夸赞逗乐。捏糖人用的原料颜色金黄，可塑而不易碎，是艺人亲手熬制的。从糖稀锅里用小竹棍挑起一小条糖料来，双手交替着捏，眨眼工夫，糖料未凉，一只活灵活现的大公鸡或小猴子就跃然手上，赢来围观者啧啧称赞。说是捏糖人，实际上捏的都不是“人”，而是动物，且是招人喜欢又不太费料的动物，如猴子、公鸡之类;不捏猪狗之类用料多又显得小的动物。销售方式基本上都是买什么捏什么，要不然捏好了卖不出去，又不便携带，还得加热化掉。

　　补锅

　　在街头生意中，看补锅钉锅钉碗也是很有趣的事，只是不知这个行当的老祖宗当年为什么没有选一个标志性的发声器具用来招徕人，只好一进村就扯着嗓子喊：“拐捞——锢漏拐捞，拐捞——锢漏拐捞。” 【“拐捞”应为“(补)锅啦”的转音】如果是钉锅的，往往还兼钉碗，喊声与补锅也相类：“钉锅啦——钉碗，钉锅啦——钉碗。”

　　补锅和钉锅虽然都是修补铁锅，但工艺完全不同，对象也不一样。那时的锅都是做模翻砂后用生铁铸成的，新买的铁锅不但里外都有一层铸造脱模留下的沙子，需要很费力地用砂石块或陶缸片打磨。打磨过程中，往往还会发现有砂眼——这砂眼分两种，一种是浇铸时留下的小窟窿，一眼就能望穿;一种是打磨时还没透，用了几天才发现有小窟窿。甄别此类瑕疵，一靠经验，二靠买时用钉子之类检验一下。买走以后，商家一般是不负责调换的。

　　凡属此类的漏水之洞，需用“补”的办法修理。补锅的办法是把生铁片(一般都用破锅片或犁地用的犁铧破片)放在坩埚炉里化成铁水，用一个湿布托子，托子上盛满谷糠(起隔热作用)，把铁水舀在托子上，对准漏洞，从锅的外面迅速把铁水挤进去，再迅速在锅里面把挤进的铁水抹平。这一连贯动作须迅速而准确地完成，不然铁水稍有凝固，不仅前功尽弃，还得重新把补钉凿掉。

　　钉锅也属于修锅，但方式和对象与补锅完全不同。修锅的对象是有裂缝的锅。这裂缝多为“后天”形成，或是不小心跌破了，或是热锅添水激“炸”了——有时把锅烧干了，慌忙添水进去，锅就会炸裂。钉锅的方法，是先沿着裂缝的两侧钻眼，两两相对，然后把钯钉从锅的外面钉进去，在里面剪去多余的部分，然后铆平。

　　钉碗和钉锅的方法相同，只是更为精细，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钉碗，可见钉碗比钉锅要技高一筹。不过与钉锅、钉碗比起来，锢漏锅可能最受小孩子欢迎，因为可以看补锅匠打铁花。打铁花必须用铁水，只有补锅匠才能做。打铁花供人看，又不能收钱，所以只有在补锅匠或出于讨好村民，或因白天生意好有兴致时才有心情做一做。打铁花技术性并不太强，只要把铁水从坩埚里舀起来，奋力泼洒在墙壁或大石头上，就会噼啪作响，在夜色中形成一片片无可比拟的绚丽铁花，引起围观者阵阵惊呼喝彩!（李德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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