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里的甜

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晚了许多，霜降都过了，天气还是格外热。不过，霜打的红薯格外甜，这霜降一过，街头小巷卖红薯的突然就多了起来。每到冬天，街边卖烤红薯的总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突然想起小时候收红薯的种种情形。

　　收红薯的季节是秋末冬初，一般是过了霜降。老人们说，只有经过霜打的红薯才好吃。刚过了霜降，已经有些冬的寒意，乡亲们开始穿上棉袄。三十多年前，村里的集体经济远不如今天这样红火。那个时候的乡村，安谧而且祥和，乡亲们一年的口粮甚至是经济来源，全赖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至于土地，和现在相比，显然是充足的。除了东头地和村西南的菜地，还有后坡那片广阔的口粮地。很多乡亲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除了在东头地种上玉米、小麦，往往在后坡种上棉花、蓖麻等作物。我们家的红薯就种在那片坡上。

　　霜降一过，在后坡，随处都能看到那些挥动着镢头奋力刨红薯的人们。镢到差不多深的时候，怕伤到红薯，就该用手一点点地“刨”了。忙活了大半天，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不少人手上已经磨出了几个透明的水泡。可是，就为了那一个个希望，村民们仍是奋力地刨着、刨着。手上的水泡磨破了，却早已忘记了疼痛;收获的惊喜，又会让人忘记已久的饥饿。当然，刨红薯这样的事情是轮不到我们这些孩子的。当父亲弓着腰刨红薯的时候，我们就拿石头拼命地往柿子树上扔，被击中的早已熟透的柿子就哗地一下摔在了田埂上，我们乐此不疲。或者，就爬到再高一点的田垅上摘酸枣解馋。再或者，就把红薯的茎掐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带在脖子上当成项链，挂在耳朵上晃来晃去当耳环。直到傍晚时分，暮气开始上来了。向西天望去，太阳渐渐收敛了光辉，把它的色彩幻化成红彤彤的、柔软的好像红薯瓤的光泽，远远地挂在地平线上。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得活”。整个冬天——至少在我看来——一日三餐都是在红薯陪伴着的日子中度过的。冬天的早上，开饭的时间在八九点钟，从每家厨房里走出的大人小孩必是人手一碗红薯稀饭，说是稀饭，其实更像干饭，光红薯都堆了半碗，热气腾腾的。捧着热饭，还不在自家吃，往往跟约好似的来到谁家的墙根下或村里那口老井边上，随便找一地儿站着，蹲着，或者干脆就坐在墙角的石头上，却也不觉得凉。男人们边吃边谈，谈着天气，谈着今年的收成，谈着从新闻里看到的国家大事。妇女们不外乎家长里短，针头线脑，客气的，还要互相尝尝对方碗里的红薯，比一比谁家的更甜更糯更好吃。中午煮红薯，晚上就蒸红薯馍。这种馍灰黑色，吃起来比较硬，但后味却甘甜无比。当时并不觉得红薯馍好吃，可如今，都是无法企及的回忆呀。

　　在我的记忆中，乡亲们做饭都是烧散煤，就是自家用泥盘起来的用来做饭的一个厚墩墩的方方正正的——叫什么呢?我们叫煤火。不光用来做饭，冬天冷的时候还能搬把小凳子坐在上面烤火取暖，可比现在的电磁炉实用多了。晚上不用煤火的时候，就需要用湿煤给火封住，我们叫封煤火。待四周的煤稍稍干了些，母亲就会把早上蒸好的红薯切成片，放到已经干燥的煤上，然后拿来蒸馒头的铁筛放到锅圈上盖好。当然，有时候还会切一些馍片进去——最好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油卷馍——吃起来更有味道，焦香焦香的。第二天早上跑操的时候，这些被烤得焦黄焦黄的红薯片和馍片就会在我的口袋里哗哗作响。一边跑步，一边偷偷地享用美味，现在想想，真是过瘾。

　　三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去过后坡那片地。前几年，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来到后坡，但见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红薯地了。然而，我却分明看到地头那挂满美丽灯笼的柿子树，看到柿子树下开得灿烂的棉花，看到棉花旁正弯着腰默默刨红薯的父亲，以及那个挂着红薯手链，快乐的小女孩。（卢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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