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碑立传。古来之碑不可胜数，存留至今而流传至广者百不得一。《唐狄梁公碑》集狄仁杰不朽之事功、范仲淹回荡之雄文、黄庭坚传世之法书，堪称三绝，尤值一读。

　　碑是生命的总结和历史的见证。史籍记载，唐代为狄仁杰立的碑，有李邕撰、张庭珪的八分体《唐魏州刺史狄仁杰生祠碑》;冯宿撰、胡证正书并篆额的《唐狄梁公祠堂碑》;元通礼撰、党复书《唐豫州刺史狄梁公碑》等。李邕、胡证等人，不仅当时，即便如今，在文学、书法上也是声名显赫。

　　范仲淹更加不同凡响。《唐狄梁公碑》一文打破碑文起笔上溯碑主祖宗功绩和德行的固定格式，开宗明义：“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扑，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唯梁公之伟欤!”用天地、日月、大厦、神器之危难作譬喻，用四个设问一下子把狄公之丰功伟绩展现在读者面前。

　　“首句标其目”之后，范仲淹却荡开一笔，转写他看到白云孤飞联想到“吾亲居云下”而“瞻怅久之”，看到同事因孝亲不能出使绝域而毅然请缨。家国自古一体，忠孝实为一脉，孝友之人常有忠烈之行，这些闲笔既是对上文的深层阐释，也是下文的厚实铺垫。

　　狄公功德之广，难以尽述。范仲淹选取了十余个事例，一气不歇，层层前推。他27岁经明经科考及第，初任汴州(今河南开封)判佐，一年后，经当时河南道黜陟史、大画家阎立本推荐，擢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府法曹;46岁，入京转大理寺丞，当年决断滞狱1.7万余人，无一人鸣冤。在此位置上，他公正审判误伐昭陵柏的将军，得到高宗赏识;50岁升任侍御史，公然弹劾炙手可热的宠臣;51岁任户部支度郎中时，他劝停朝廷滥耗数万人之力别开御道;54岁为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安抚戎夏让百姓安居乐业;59岁，任江南巡检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当年转任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刀口救下错判死罪的叛卒5000人;62岁，担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不料第二年，被臭名昭著的来俊臣诬陷下狱，他以死相拼不诬他人，并以超常智慧，走出原本被视为无法生还的“丽景门”，救下了同案的重臣6人;64岁，他幸免于死，被贬为彭泽县令后，依然初心不改;67岁到魏州(今河北大名)整顿军务，阻止契丹入侵;68岁任河北安抚使，安抚饱受战争摧残之百姓，并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69岁拜行军大元帅，出兵抗击突厥……

　　与碑文先叙后论再铭的常规写法不同的是，每件事功，范仲淹全部以“于嗟乎”的句式结尾，逐一赞评，比如在狄仁杰怒斥放纵将士贪暴甚至杀降冒功的平乱有功的宰相张光辅时，评论说“于嗟乎!孟轲有言，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其公之谓乎!”在狄仁杰二次入相前后，多次安抚百姓抗御外侵，范仲淹评述说，“于嗟乎!四方之事，知无不为，岂虚尚清谈而已乎?”肺腑之言，直抒胸臆，一语中的，直抵内心。最后进行总论，“卒章显其志”，并按照铭文格式进行终论。一般碑文，常常叙多议少，将对人物的褒贬全部蕴含在遣词造句中，自己的态度并不特地表现出来，以免理胜其辞。但细读全文，在作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嗟叹中，我们毫无刻板违和之感，而从心底升腾起的崇敬之情却如火苗般，越来越旺。

　　究其因，离不开狄仁杰的功绩。汉代以来，“谀墓”之风盛行，借碑文夸耀门阀、颂扬功德，不惜虚文浮饰，甚至张冠李戴，欺名盗世，故为世人不屑。而狄仁杰，无论做县令，还是当宰相;无论主管司法，还是主政一方;面对的，无论是上司、酷吏，皇亲、国戚，甚至皇帝，他都是社稷为重，百姓为本，胆略过人，智谋深远，对时弊多有匡正，直到71岁病故前2个月，他还为国事操劳。换言之，范仲淹笔下的狄仁杰，不是拔高，全为写实。

　　这也离不开范仲淹的尊崇。公元1038年，范仲淹届知天命，由饶州知州转任润州，路经江西彭泽。约350年前，狄仁杰从位极人臣的宰相，被流放到此地当县令，不是乱作为，也不撂挑子，而是依然故我，尽心尽力。史载，狄仁杰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他不顾个人境遇，当即奏疏朝廷要求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在彭泽，范仲淹拜当地人树立的狄梁公神像，读李邕撰写的《狄梁公家传》，听街头巷尾流传的狄梁公传闻，自然会联系到自己的报国之志和为民之心，也会联想到自己从礼部员外郎、除天章阁待制以及权知开封府，落职到饶州、润州地方任知州的坎坷经历，惺惺相惜，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心潮澎湃，景仰之情难以自已，于是才有了这篇流传至今的千古碑文。

　　狄仁杰为民为国为李唐，堪为后世楷模。“前人之述备矣”，但似乎还不够。行仁义，尽忠勇，智不穷，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哪里?范仲淹归结为一个字：“诚”。文章后面，三次提到“诚”，一是力劝立储成功后的感慨，“于嗟乎!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其至诚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变乎!”二是对狄公功绩的总结，“岂非刚正之气，出乎诚性，见于事业，当时优游荐绅之中。颠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三是铭文赞语，也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

　　诚的字面解释很简单：真心，实在，但诚的意义并不简单，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怎么样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国家，甚至对待历史?怎么样实现自己的功利价值、道德价值乃至历史价值、天地价值?关键在于诚。诚意正心，是从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最终治国平天下的关纽，没有真心实意做桥梁当保障，所穷之理、所致之知，就没有正确的方向，缺少坚持的韧劲，而社会的复杂，往往令人容易陷入苟且、放纵、逐流的漩涡，能够立身守家已属不易，遑论治国平天下。《礼记·中庸》对此多有阐释，并将至诚之人看做圣人，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至诚之人，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就狄仁杰而言，因为至诚，以待己之心待民，多处百姓主动为他建立生祠;因为至诚，以刚正之气待事，敢于“抗天子而不屈”“拒元帅而不下”;因为至诚，以决然坦然之心对待社稷江山，促使武则天“立嫡不立侄”，最终实现当时天下“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的梦想。

　　由此也引发另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诚，而不是儒家作为核心理念的仁?后来的苏东坡曾经在奏章上写道，“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可见，诚属于道的范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仁属于德的范畴，是践行作为客观规律的“道”而发生作用和变化的外在表现。宋代儒、道、释开始合流，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山之人，精通《周易》和《春秋》，对佛学、道学也有很高的造诣。尊道而贵德，贵德更尊道，在狄仁杰这一代名臣身上，在范仲淹的心中，体现得尤为全面。这也许正是他撰此碑文的深层动因。(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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