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忆

　　那一年，我到邻村上小学。

　　村子与学校隔着几道山岭，岭与岭之间有一条山路，曲曲弯弯的，有两三里长。我们都很喜欢这条路，迈开脚步，蹦蹦跳跳地走。路边是层层的梯田，田畔散长着白杨树、泡桐树和柿子树。

　　冬天，树叶落了，鸟巢裸露了出来，抱着白杨树枝条在风中荡来荡去。柿子树的顶端有一两个“红灯笼”，那是村民留给鸟儿过冬的口粮。山里留守的鸟儿不多，有麻雀，有喜鹊，还有乌鸦。我们都喜欢喜鹊，却不喜欢乌鸦，认为它黑不溜秋的，是一种不吉利的鸟。

　　山里面冷。风硬硬地，吹得人缩着脖子。大人们懒洋洋地猫冬，早晨不起来做饭。不过，这难不住山里的孩子。家里的灶台边，都留有猫耳洞，头天蒸好的红薯，拣一两个放在洞里煨着。第二天早晨，红薯的外皮焦黄，渗着赤褐色的糖油。内瓤酥软，冒着热气。一只手拿一个，既暖了手，又充了饥。吃完，嘴上留下一缕黑，脸上却荡漾着幸福的红光。

　　如果没有红薯，就提前炒些苞谷豆。檐下的玉米辫子上拽一穗，把籽粒剥到搪瓷碗里。铁锅里放上沙子，炒热后倒进苞谷粒。火不要太旺，得不停地搅动。不一会儿，苞谷粒开始欢跳，放鞭炮一样“啪啪”作响。不过响归响，仍是“哑巴豆”居多。往棉袄口袋里装上两把“哑巴豆”，心里就有了底气。走路走累了，用手捏一粒，放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嚼。路上偶遇牙齿松动的老人，他们会羡慕地说：“还是有牙好啊!”

　　学校位于岭上，正对着一个风口，无遮无挡。有风的天气，西北风撕开瓦房门窗上的报纸，呼叫着钻进来，教室里显得格外寒冷。我们虽然都穿了棉衣，但是贴身并没有穿秋衣，涮得很。尤其是没穿袜子的脚，冻得跟猫咬似的。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不约而同地双脚轻跺，“踏踏踏踏”，像暴雨敲击着土地，教室里顿时腾起一片土雾。崔老师进来了，宽容地笑笑，并不批评。

　　崔老师教我们语文，最拿手的是读小说。那时候，小说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个陌生的东西。或许是崔老师喜欢的缘故吧，课堂上，他总要留出十分钟，给我们读上几段。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别的老师不可能这么做。慢慢的，这十分钟就成了我们的幸福时光。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该背诵的课文背会，把该写的生字写会，把造句和解词都抄得规规矩矩的。然后，我们安静下来，像退潮的海水，等待着盛筵的开始。崔老师读小说，很讲究节奏，哪些地方快，哪些地方慢，拿捏得很准。有时，还配上拟声词，辅以态势语言，既生动，又传神。我们极其饥饿地听着，四五十个学生都瞪着好奇的眼睛。平时，李小毛在班里最调皮捣蛋，此时竟也听得入了迷，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时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时而长舒一口气，激动得鼓起掌来。有时候，崔老师想喘口气。“再读一会儿!”我们嗷嗷叫。那情形就像一群争食的小鸟，张着嫩黄的小嘴。我们那时，真是太迷恋小说了。

　　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教室外面。男同学玩“叨鸡”，大家提着棉裤的裤脚，单腿蹦跳着，用膝盖顶向对方;女同学玩“对脚”，一方出左脚，一方出右脚，有节奏地轻碰，马尾辫欢快地甩来甩去。最有趣的，是在土墙下站成一排，一齐向中间挤。往往会有人被挤出去，但挤出去的人并不沮丧，又会到两边排起队来，继续往中间挤。一来二去，身体就暖和起来，甚至冒出汗来。这种游戏，我们叫“挤油”，天天要做的。

　　放学了，如仍觉得冷，我们就会在路边烤野火。山区里柴多，找个背风的地方，挖个火坑，就可以烤了。有时，引燃了一丛荒草，大家也不紧张，每人一捧土，就把火压灭了。多年后，想起童年时烤的那些野火，我的脑海里总萦绕着两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俗话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在简陋的校园里，我们的生活单纯而充实，有一种天然成长的自由和快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腊月。年味开始笼罩整个村庄。

　　可爱的冬天，就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尾巴。（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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